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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当时还不知道。他们不告诉我。清晨五点的时候，三个穿西装的男人叫醒了我。他们很有礼貌，有条理，穿着中价位、干净、熨过的西装，皮鞋抆得发亮，目光炯炯有神。头发才刚理过，理得很短。脸色红润，气色很好。身材不高大，但练过身体，要他们跑完半马拉松大概费不上什么力吧，但也得不到什么跑步的乐趣就是了。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最近服过役。原本可能是奉献良多的参谋，后来被挖角进入华盛顿特区的某栋泥灰色建筑。对组织忠诚度高，从事重要性很高的工作。我要求对方出示身分证明、徽章、证书文件，但他们引述了爱国者法案，说自己没有义务向我表明身分。这可能是事实，而他们宣告这项事实时肯定很爽。我考虑以沉默来报复，但他们一发现我在思索，就引述了更多爱国者法案的内容，让我彻底明白那条路是不可行的，只会惹上大麻烦。我怕的事情很少，但避免和今日的维安机构起冲突永远是上策。卡夫卡和乔治．欧威尔也会跟我有相同的建议。於是我耸耸肩，要他们开始发问。

对方劈头就说他们知道我服过役，很敬佩我的经历。这番话若不是照本宣科的陈腔滥调，就代表他们曾经当过宪兵。因为除了宪兵同袍，没有人会敬佩宪兵。对方接着说他们会仔细观察我的反应，判断我说的话是真是假。这更是鬼扯。只有宪兵当中的菁英才有这种能力，而他们肯定不是菁英。如果他们是，一定早就做到上位了，此刻理应躺在维吉尼亚州郊外家中睡觉，不会在大半夜开车沿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北上。

反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就再次请他们开始发问了。

他们关心的点有三个。第一：我认不认识列车上自杀的女人？之前有没有见过她？

我说：「没有。」回答简短、亲切，声量小但坚定。

他们没有接着问更多事情，所以我大概了解他们打算做什么了。他们是某个组织的二军，被派来这里是为了终结公开调查。完全接管，吃掉案子，某人怀疑某个状况可能会发生，而他们将会抹杀那个可能性，让他毫无后顾之忧。他们希望我每个问题都回答「不」，如此一来就能结案，文件归档。他们希望未解决的琐碎疑点彻底消失，不希望动作太大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希望踏上归途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案子忘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不认识一个叫丽拉．侯斯的女人？

我回答：「不认识。」因为我真的不认识，那时还不认识。

第三个问题比较像是持续往来的问答，起头的是对方的领袖，头头。他的年纪比其他两个人年纪大一些，身材比他们小一号，脑袋可能也比较灵光一点。他说：「在列车上的时候，你主动朝那个女人走去。」

我没回话。我是来回答问题的，不打算对一个陈述发表意见。

他问：「你靠得多近？」

「六英尺。」我说：「差不多那样。」

「近到足以碰触她？」

「不。」

「如果你伸出手，她也伸出手，你们可以碰触到彼此吗？」

「说不定可以。」我说。

「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说不定可以。我知道自己的手臂有多长，但我不知道她的。」

「她有交给你任何东西吗？」

「没有。」

「你有从她手中接过任何东西吗？」

「没有。」

「她死后，你有从她那里拿走什么东西吗？」

「没有。」

「其他人呢？」

「就我看到的，他们也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什么。」

「你有看到任何东西从她手上、包包或衣服上掉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