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诏制得益於唐朝众多皇帝的大力推动而更加成熟和完善，并最终定格在翰林院这一更为系统的体制中。后世诸朝史书对此都有记载，“凡文辞经学之士及医卜等有专长者，均待诏值日於翰林院，给以粮米，使待诏命，有画待诏、医待诏等。宋、元时期尊称手艺工人为待诏，即由於此。唐玄宗时遂以名官，称翰林待诏，掌批答四方表疏，文章应制等事。宋有翰林待诏，堂写书诏。辽有翰林画待诏。明清时，翰林院中仍置有待诏，掌校对章疏文史，但地位低微，秩从九品。”

但是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待诏制在唐朝开始，曾有一次分野。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详尽记述道:

“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初，内交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乙、篆书、)律会、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其实是包括围棋在内的中华传统技艺的一次集体升格。从“待诏”的直呼到“博士”的尊称，显然隐藏着的，不仅有皇帝以下整个统治阶层文化层面和格局的自我苏醒，也有某种自上而下的俯视般的对下层的自觉抬举。

具体到围棋上，正所谓名正言顺，棋博士这种尊称，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称谓变化可以说明围棋以及棋手的地位飙升。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棋博士从被发现到被推举，整个过程也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甄别和选拔程序的，非真才实学，非国手层级，在当时是万万不可能被带到皇帝面前的。

可以说，棋待诏的出现和推广，不仅保证了每一个时代最顶尖棋手的脱颖而出，优越的社会地会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得其技艺水平始终保持在一个巅峰状态。而且这些被选拔上来的顶尖棋手，在随侍和陪伴皇帝下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因为这样的一种特殊身份和背景，成为一种推动围棋向群体化、普及化方向发展的主要力量。更值得瞩目的是，这些国手自觉或不自觉地还从三个方面完成了围棋社会角色的定位和转换:

其一，个人的棋艺总结，着书立说，开馆收徒，从理论上保证了围棋生生不息的良性发展。

其二，公开和不公开的棋艺比拚、赌约、邀战，真刀实弹的实战碰撞与强强对垒，也保证了围棋在实践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其三，奉诏在与皇帝对弈的同时，自然也以皇帝手中的一张王牌，参与到国家外交层面，无形中推动了围棋向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度和文明的扩张和交流。